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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中，“長江中游地區”被列為18個“國家重點開發區域”之一，也是內陸唯一跨四省的重點開發區域，在我國未來空間開發格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和意義。同時，長江中游一直是我國重要的糧食主產區和工業基地，在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協調發展方面具有重要的示范意義。
2012年，長江中游城市群四省全部進入“萬億俱樂部”，但經濟規模層面與長三角、珠三角及環渤海城市群相比還有較大的差距，四省主要經濟指標全部顯著低于人口比重。由此可見，長江中游城市群經濟發展仍然滯后于全國平均水平。

四省的省會武漢、長沙、南昌和合肥是構成長江中游城市群中四個都市圈的“首位城市”。盡管近年來經濟發展不斷加速，但與現有的國家中心城市相比，依然存在明顯差距。在經濟總量上，武漢、長沙邁進“5000億俱樂部”，但仍不足北京、上海的45%；在經濟結構與城市功能上，武漢、長沙目前尚處于工業化中后期階段，產業結構中工業比重較大，服務業層次較低，城市的影響力與輻射力偏弱，尚缺乏具有全國影響的企業和產業集群；在城市體系上，發展成熟的城市群都具備比較完善的城市等級結構，然而，長江中游城市群不僅四中心城市在經濟總量與城市功能上存在較為明顯的距離，四省城市群內部其他城市與中心城市的差距也過大。

長江中游城市群已經初具分工合作的基礎。根據城市間相互作用引力模型測算結果，長江中游城市群的城市空間聯系呈現三個主要特征：一是中心城市輻射能力強且相互之間聯系緊密。二是四省城市群內部引力作用顯著。武漢城市圈產業布局上形成了依托地理條件的“一心一帶加三軸”的格局；長株潭城市群3市交通同環、電力同網、金融同城、信息共享、環境共治；但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與皖江城市帶仍存在明顯差距。三是四省城市群之間的經濟聯系還亟待提高，產業結構趨同是削弱城市群間分工合作引力的重要因素。四省城市群的農業發展均偏重于粗放式的傳統農業；工業結構均偏重汽車、冶金、煤炭等重型產業；新興服務業的發展均相對滯后。

2012年2月，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共同簽署了《加快構建長江中游城市集群戰略合作框架協議》，確定建立省際聯席會議制度、區域合作領導小組制度、三省部門聯席會議制度以及信息互通和情況通報制度。同年12月，安徽的加入使中三角擴軍增容。2013年2月，《武漢共識》明確四省將在區域發展戰略等九個層面深入開展協作并簽署了11部門之間的合作協議。但與長三角城市群相比較，長三角是由政府、行業、企業互相聯動，逐步明確交通、能源、環保、信用、社保等重點合作領域，合作機制已經趨于成熟。而長江中游城市群則主要由政府引導與推動，企業、社會層面的自發合作行為尚且不足。

受自然和人為因素的影響，長江中游城市群所在區域面臨的生態問題日益嚴峻。洞庭湖、鄱陽湖都出現水土流失加劇、土地沙化嚴重的情況；此外工業污染、農業污染、生活污染也相當嚴重，導致湖水富營養化日趨突出。素有“千湖之省”稱號的湖北由于多年來自然淤積和人工圍墾，湖泊的數量和水面積已急劇減縮。

早在1987年，中部地區就成立了武漢經濟協作區，以武漢為中心，跨越長江中游地區的湖南、湖北、江西和河南四省。時至今日，中部地區城市協同發展、要素融合的思路提出已經有28年，但是與長三角、珠三角市場一體化的現狀相對照，如今的中部省份卻仍然各自為政，分頭突圍。其中，湖北努力構筑“中部崛起”的戰略支點，湖南積極靠攏珠三角，江西、安徽則明確提出當長三角的“后花園”。正是由于發展思路和實施戰略的不一致，導致長期以來四省都是競爭多于合作。

現代經濟就是開放經濟，必須善于運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對于長江中游城市群而言，不僅要做國內承東啟西的樞紐，更要成為對外交流的窗口和平臺。但是現階段，長江中游城市群在對內對外開放水平上的差距仍然較大。第一，四省雖然是交通要道，地緣鄰近，但是由于缺乏統一的規劃，存在許多斷頭路的現象，造成彼此之間的聯系不暢。第二，國有經濟比重較大，民營經濟發展又相當落后，外向型經濟也十分欠缺，因而體制單一，經濟缺乏活力。第三，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的發展相對于國內走在前列的省市來說，差距仍然較大。第四，由于地方政府保護主義的存在，各地區設置了較高的市場準入標準，阻礙了四省間正常的商品流。

隨著“中部崛起”戰略的實施，四中心城市的綜合實力有了很大提升，但是和以北京、天津、上海、廣州為代表的國內較發達地區主要城市相比，發展仍然不足。首先，武漢作為長江中游城市群的中心城市，集聚和輻射功能與其定位相比，還有比較明顯的差距。其次，長沙、南昌和合肥作為副中心城市，經濟總量偏小，產業結構不合理，因而缺乏在各自區域內的輻射力和帶動力。最后，長江中游城市群的體系結構不健全。區域內的其它城市與上述四中心城市差距較大，突出表現為大中城市的數量偏少，城市之間產業分工不明晰，且縣域經濟不發達，城鎮化率偏低，缺少特色產業支撐。

作為我國重要的工業和糧食生產基地，長江中游城市群“四化”的同步發展不僅是歷史使命，更是戰略要求。2012年四省第一、第二產業比重分別為12.8%和51.0%，表明農業和工業在該區域仍占據相當重要的地位。由于第三產業發展滯后，嚴重阻礙了其對第一、第二產業的支持和輔助功能。加之資金、人才和技術的匱乏，農業難以實現規模化和現代化。而缺少相應的制度以及支持性的政策，則進一步阻礙了農村土地的合理流轉與利用。另一方面，雖然武漢、長沙等大中型城市生活型服務業比較發達，但生產型服務業卻相對薄弱，加之信息化起步相對較晚，這對城市群新型工業化和新型城市化的進程和質量產生了不利影響。農業現代化、工業化和信息化的深化程度較低的現實更不利于城鎮化的建設。

當前城市的競爭模式已經由傳統的硬環境競爭向軟環境競爭轉變。國內外城市發展的大量事實表明，城市的地理條件、資源狀況、基礎設施、基礎條件等“硬件”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不再起著決定性作用，而諸如思想觀念、文化氛圍、體制機制、政策法規及政府行政能力水平和態度等要素的作用與日遞增。目前長江中游城市群擁有絕佳的區位條件以及良好的政策優勢，雖然城市群的硬件投入力度在不斷增強，城市面貌也有很大改觀，但是和沿海發達地區相比，政府的發展觀念仍停留在傳統思維模式上，各地方政府職能部門需轉變觀念，經濟發展的驅動力要從硬要素投入的模式向軟要素創造的模式進行升級，優化經濟發展環境，以增強城市群的競爭力。